八年抗战，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，还发展壮大，这实在是个奇迹。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，为了保存“读书种子”，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，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，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，纷纷内迁。抗战中，大批中国大学内迁，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——保存学术实力，赓续文化命脉，培养急需人才，开拓内陆空间，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。
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，且坚持到最后胜利，这确实是个奇迹。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，也都面临各种危机，但唯一差可比拟的，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。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，但未被占领；法国全境被占领，大学因而无处可迁；唯有前苏联，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，但因时间不长，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——不但未被战火摧毁，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，催生出众多美好的“故事”与“传说”。
抗日战争中，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，不仅是西南联大。可后人谈论“大学精神”，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，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。作为史家，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，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“大学故事”。战火纷飞中，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、抗争、发展，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。
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
抗战中流徙的大学，不仅只有西南联大！
西南联大、西北联大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，同年10月25日开学。三校校长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为常务委员，共主校务。翌年4月，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，改称西南联合大学。1946年5月，三校迁回原址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，现为云南师范大学。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北平大学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、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，组成西安临时大学。1938年春，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，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。随后，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，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，成立西北大学、西北师范学院、西北工学院、西北医学院、西北农学院五个独立国立院校。
中山大学、中央大学
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，《南方日报》刊文为中山大学“抱屈”：“前后7年，颠沛流离，几度迁徙，三易校址。先迁云南，复迁粤北，三迁粤东仁化、连县。抗战八年，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，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，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，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，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，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。”
1937年10月，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。学校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。此外，中央大学实验中学，因两次遭敌机轰炸，已先迁出南京，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。南京沦陷后，安徽形势吃紧，又迁至长沙，最后内迁至贵阳。1946年，中央大学迁回南京，现为南京大学。
河南大学、同济大学
1937年12月，河南大学撤离开封。次年3月，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，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。同年10月，校长王广庆将羁留在鸡公山的文、理、法学院迁到镇平，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。河南大学畜牧系与西北农专、西北联大农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。1939年5月，河南大学迁往嵩县。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，校本部及文、理、农三院均到潭头。1945年4月，河南大学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、卧龙寺、姬家殿（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）等地暂时安居。抗战胜利后，河南大学回归开封。
1938年7月，同济大学第四次内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：“这次迁校，从赣州到桂林一段，大多数同学组织了赴桂步行队，每队十一二人，坚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，充分体现了同济大学同学吃苦耐劳、共渡时艰的奋斗精神。到桂林后，沿漓江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，转程至八步，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。”
浙江大学、武汉大学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浙大迁至天目、建德。12月底至次年1月底，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迁往江西吉安、泰和。1938年10月，迁往广西宜山，最后于1940年初迁至贵州遵义、湄潭。1946年秋，浙江大学迁返杭州，现为浙江大学。历时两年多的“文军长征”，行程2500多公里，最终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。竺可桢、王淦昌、谈家桢、苏步青、谷超豪、李政道……这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从湄潭走出，为国家建设存留了大量知识精英，更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抗日精神。
1938年2月，国立武汉大学决定迁往四川乐山。1946年6月，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，现为武汉大学。西迁乐山，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短短的8年间，武大竟然培养出了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。此间武大逐渐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学者群，如法学院的周鲠生、杨端六、刘秉麟、陶因，文学院的叶圣陶、朱光潜、陈西滢、刘永济，理学院的高尚荫、查谦、桂质廷、李国平，工学院的邵逸周、俞忽、赵师梅、涂允成、丁燮和等，可谓人才济济，极一时之盛。
厦门大学、交通大学
“在距离透支仅剩0.1的体力时，我看到了不远处一个一个的小黑点，前面立着一个小墓碑，我的终点。”
1937年7月6日，教育部任命萨本栋博士为厦大校长。次日，刚到厦大的萨本栋还没放下行李，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。随后，福建省政府拍板，迁到长汀，拨给厦大迁校经费5000元。1937年12月20日，厦大正式停课，大批图书资料和瓶瓶罐罐装箱待运，24日开始向长汀进发。1938年1月17日，学校在长汀复课，在校生数仅198人。
1938年1月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湖南湘潭复校。1938年3月，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行并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。5月，学校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。随后，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举校再次被迫西迁。1939年，学校在贵州平越古城（今福泉市）复课。1942年1月，组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，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。1944年11月，日军攻占贵州独山，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再次迁校到四川璧山办学。1946年8月，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，迁返唐山原址办学，现为西南交通大学，定址成都。
